中国古典四大名剧包括元代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、明代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、清代洪昇的《长生殿》与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。由元以来，文人参与戏剧创作的风气渐盛，四大名剧在思想内容、体制结构与唱白言辞方面都显示了文人戏剧创作的趣味与特征。
王实甫（约1260—1316年），名德信，大都（今北京市）人，生平不详。作品有《西厢记》《丽春堂》《破窑记》等，与关汉卿齐名。元末明初杂剧家贾仲明称赞他“有词章，风韵美，士林中等辈伏低。新杂剧，旧传奇，《西厢记》天下夺魁”。
汤显祖（1550—1616年），字义仍，号海若、若士、清远道人，江西临川人。中过进士，历任太常寺博士、礼部主事，曾因弹劾内阁首辅申时行而降职，后免官。其思想受到李贽的影响。在戏曲创作方面，汤显祖反对拟古和拘泥于格律。作品有《牡丹亭》《邯郸记》《南柯记》《紫钗记》，合称《玉茗堂四梦》，在世界戏剧史上有重要地位。
洪昇（1645—1704年），字昉思，号稗畦，又号稗村、南屏樵者，钱塘（今浙江杭州）人，生于书香世家，为人疏狂孤傲，20年科举不第。《长生殿》的创作历经十年，问世后引起社会轰动，后因演出于国丧日被劾下狱。1704年，江宁织造曹寅在南京排演全本《长生殿》，邀洪[插图]前往，归途中醉酒，于乌镇落水而死。戏曲作品仅存《长生殿》和《四婵娟》两种。与孔尚任并称为“南洪北孔”。
孔尚任（1648—1718年），字聘之，又字季重，号东堂，别号岸堂，自称云亭山人，山东曲阜人，孔子六十四代孙。思想与学术继承儒家传统。中年游宦江南，有机会亲历南明故地，深入了解南明的历史兴亡，为《桃花扇》的创作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。作品除《桃花扇》外，还有《岸堂文集》《长留集》等行世。
四大名剧中，《西厢记》与《牡丹亭》都擅长于青年男女情感的细腻描摹。《西厢记》中书剑飘零的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因彼此才貌而相互倾心，经过联吟、寺警、听琴、赖婚、逼试等一系列事件后感情加深，却因身份门第的差距而遭遇重重阻挠。剧终张生得中状元，与莺莺结为夫妻。王实甫借剧中人物发出了“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”这样振聋发聩的呼声。然王实甫之重“情”，较之关汉卿、白朴虽有突破，但仍不能与明代的汤显祖相提并论。
在《牡丹亭》中，少女杜丽娘长期深居闺阁，却仍于游园之时产生思春之情，梦中与书生柳梦梅幽会，后因情而死，又最终还魂复生，与柳在人间结成夫妇。《牡丹亭·序》中说，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与死，死而不可复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。”很显然，汤显祖对“情”的推崇与张扬，已有冲决宋明以来的“理学”伦理羁绊之势。唯因如此，《牡丹亭》中的“情”所承载的文化内涵，与明代的政治环境、思想风潮、经济与社会形态之关联，我们在阅读中也应多加留意。
《长生殿》借李隆基与杨玉环的“钗盒情缘”写王朝兴衰，剧名取自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中的诗句“七月七日长生殿”。《桃花扇》以秦淮名妓李香君与复社名士侯方域的悲欢离合为线索，摹写南明覆亡史。两剧皆借离合之情，写兴亡之感，或曲折或直接，反映了清初文人易代之际的文化反思，思想内容上都较《西厢记》与《牡丹亭》深邃、复杂。
就男女之“情”的表现而言，《长生殿》在批评统治阶层荒淫误国的同时又赞颂李、杨爱情；《桃花扇》则用道士的直接呵斥来点醒候、李情缘之迷思：“家在哪里？君在哪里？父在哪里？偏是这点花月清根，割它不断么？”从这一声断喝中，也可以看出孔尚任对晚明情欲解放潮流的真实态度。
